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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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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当寒假过后,这些高校要改名了

时间:2018-1-22 14:01:41  作者:  来源:  浏览:309  评论:0
内容摘要:一年又一年,回家过大年。当寒假过后,许多大学生或许会惊奇地发现,校园还是那个校园,但母校已经换了新的招牌……1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先后公示申报升格、更名和转设的高校名单,共有数十所高校位列其中,新一轮高校更名大幕正式拉开。继各省上报后,1月20日,教育部发...
一年又一年,回家过大年。当寒假过后,许多大学生或许会惊奇地发现,校园还是那个校园,但母校已经换了新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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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先后公示申报升格、更名和转设的高校名单,共有数十所高校位列其中,新一轮高校更名大幕正式拉开。
继各省上报后,1月20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正式公布了2017年度申报设置列入专家考察高等学校名单,共有46所高校入选,其中包括新设本科学校(21所)、更名大学(16所)、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民办本科学校(6所)和同层次更名(3所)。
不过,这只是列入专家考察的高校名单,最终结果还需要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的最终评议。
从列入现场考察的高校名单来看,广东、广西、河南和山东高校入选数量最多,各有4所。
福建、湖北、吉林、陕西和四川各有3所,其他省份入选高校都在3所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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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教育部规定,接到高校设置申请后,教育部启动形式审查程序,纳入各地“十三五”高等学校设置规划且办学条件达到设置标准者,经公示后进入高评委专家考察和评议环节。
高评委将对照“十三五”高等学校设置规划、设置标准等对拟设置本科学校进行考察和评议,评议结果报经教育部党组审定并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办理批准文件。
根据往年的情况,进入高评委专家考察环节后,最终的评议结果也将很快揭晓。        
12月21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官方微博“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两发微博,提示称一些二次加工后带有血腥暴力或软色情内容、甚至虐童的动画或真人短片,已悄悄流入国内各大视频网站。
1月22日,封面新闻从各大主流视频网站了解到,目前针对此类视频的清理行动已开展,被曝光的含有不良内容的视频基本已被清除。客服人员提示,如果用户发现类似视频出现,可以立即举报,网站将第一时间审核并处理。
“儿童不宜”动画潜藏各大视频网站
今年1月16日,知名微博用户“肉呆大魔王”率先通过微博发出一篇翻译文章,直指国外某些机构针对儿童,通过使用一些经典的动漫形象,如《冰雪奇缘》中的艾莎公主,漫威、惊奇漫画中的蜘蛛侠、绿巨人和小丑等人物生产包含不适于儿童观看的视频内容。这些视频包含了大量暴力、软色情和惊悚等元素,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将造成不良影响。
在文章中,“肉呆大魔王”提到,类似视频已经从国外悄悄渗透进了国内,很多主流视频网站内都可以搜索到类似的视频,而且一些视频已经属于“本土制造”,配发内容都是中文对白。
该文章发出后,很快引发网友关注,不少视频网站中隐藏的儿童不宜视频被网友找出。前日,记者通过相关链接看到,这些视频确实具有很大迷惑性,除了内中角色很多套用了儿童喜爱的动漫形象外,人物衣着也都是容易让儿童产生兴趣的鲜艳亮色,剧情设计中,除了一些恶搞和暴力元素外,还充斥着“屎尿屁”、洗澡、手术和怀孕等不宜儿童观看的内容。
公安部有关部门发布警示 视频网站全面清除
12月21日,公安部相关部门通过微博发出警示信息称,近来,国外视频网站上出现了一种以"认字"、"认识形状和颜色"为搜索关键词的"早教"视频,配乐舒缓温和,却表现出大量裸露、烟酒、暴力等等儿童不宜的情节,极具迷惑性。类似视频已蔓延到国内各大视频平台,甚至有团队对其汉化和再创作。提醒网友一旦发现这类视频立即举报。
12月22日,记者登陆优酷、腾讯和爱奇艺等国内主流视频网站搜索发现,此前被国内外生产曝光的视频链接基本全部失效,包括艾莎、蜘蛛侠等词语在部分网站已成为敏感词,搜索结果已被严格筛查。
腾讯视频发布公告称,成立了集技术、安全、运营等组成的专项小组24小时不间断对有害内容作出技术筛查,并对涉及账号和内容进行删除下架和封号处理。
爱奇艺和优酷的客服的人员均表示,已接到用户的举报,针对不良内容各大网站已开始清除,后续将对相关内容加强审核,同时欢迎用户举报和监督。            
为引导对外投资健康发展,2017年,中国有关部门曾多次发文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2018年,对外投资将进一步得到规范。在1月22日国家发改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委新闻发言人严鹏程表示,2018年将继续做好对外投资真实性合规性管理。
发言人介绍,我国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按照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国际惯例、政府引导的原则,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实现合作共赢。从这几年的发展情况看,对外投资已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式,以及国内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协作、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为引导对外投资健康发展,去年有关部门多次发文对此进行规范。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的6236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200.8亿美元,同比下降29.4%,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切实有效遏制。
发言人表示,针对当前对外投资新形势新变化,2018年有关部门将进一步引导支持对外投资,做好日常规范管理,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做好对外投资真实性合规性管理。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
二是继续完善对外投资全过程管理。《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将于今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后续发改委还将发布相关的配套文件,补齐管理短板,创新监管工具,做好事中事后监管。
三是对失信行为进行联合惩戒。有效实施28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对外经济合作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和联合惩戒备忘录,将对外经济合作领域严重失信主体的惩戒措施落到实处。
四是继续优化对外投资服务。发改委将建立境外投资管理和服务网络系统,未来绝大多数境外投资管理环节都将通过网络系统进行。发改委将与有关部门在发布境外投资信息、建立投资合作机制和推动海外利益保护等方面加强协调,共同服务企业“走出去”。
1月22日消息,针对利用经典卡通形象制作传播涉暴力、恐怖、残酷、色情等妨碍未成人健康成长的有害视频情况,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已部署开展深入监测和清查。目前,相关网站开展了自查和清理。我们将持续关注,对不履行企业主体责任,造成有害视频及信息传播的企业,一经查实,必予严惩。2018年,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将继续开展“护苗2018”专项行动,重点清理涉未成人有害出版物及信息,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希望广大网民积极举报涉“黄”涉“非”不法行为。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举报电话12390,或通过中国扫黄打非网、“扫黄打非”微信公众号和“扫黄打非”客户端在线举报!
德媒称,变化如此之快出乎所有人意料。2017年第四季度北京的空气质量同比提升超过50%。东北地区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也显著改善。
德国《商报》1月19日刊登文章称,这是一个不管评价多高都不过分的突破:北京首次证明了环保比经济高速增长更重要。
文章称,地方政府官员现在承受的压力使他们不再害怕面对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比如关闭工厂造成就业岗位短缺;燃气改造尚未完成或供应不足造成商店、住宅和餐饮业供暖不力和无法营业。但北京会以全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推进这项改造。首先必须贯彻的新指导思想是:不再使用燃煤取暖。
文章称,现在应该保持压力。不仅在燃气改造项目上,也在引入新技术方面,比如世界最大“空气净化器”。这座实验性质的空气净化塔的测试数据日前在西安公布。在这一净化系统中,底部类似于温室的集热棚负责聚集受污染空气,然后利用太阳能加热。热气流沿百米高的塔上升并经过多个过滤层,最终干净的空气从塔顶重新释放出来。
文章称,这个简单的净化系统本身几乎不需要电力,却能将方圆10公里内的空气质量提高15%。
文章认为,这样的研究、投资和经验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助于全世界。特别是像新德里、洛杉矶、首尔这些受到雾霾侵扰的城市。北京不断进步也将有助于这些城市跟随效仿。
资料图:这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会场外展出的雾霾净化塔。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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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德媒称中国治霾速度之快出乎意料:经验可供他国效仿_《参考消息》官方网站)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鸡’。”这句小品台词被广泛熟知,当然,下蛋公鸡只是一句玩笑话。肥西县一村民家中,一只四条腿的公鸡却是真实存在。它的出现,给村里带来了不少乐趣。
公鸡长了四条腿
这只奇特的公鸡是肥西县花岗镇马岗村吴大爷家饲养的。 1月21日上午,记者来到了吴大爷家,目睹了四腿公鸡容貌。“公鸡长了四条腿,太神奇了。”不少村民议论纷纷。公鸡的主人吴大爷告诉记者,他和儿子一起开养鸡场。卖的时候,把鸡逮出来才发现,这只鸡竟然长了四条腿。
养鸡十多年的吴大爷头一次见到,这让他感到很稀奇。记者看到,这只公鸡其他地方和普通鸡没什么两样,但是鸡的尾部多出了两条腿和两只鸡爪,比前面两条腿略细一些,多出的这两条腿向后能伸能缩,但是悬在半空无法行走。邻居们闻讯后纷纷赶来一探究竟,都说没听见过这种怪事。一时间,四腿公鸡成了村里的“明星”,吴大爷家来访的客人也是络绎不绝。大家纷纷发布朋友圈或微博来吸引大家的关注。这只公鸡很快成了“网红”。
记者观察发现,这只鸡在院子里四处觅食,习性状态与别的鸡并无二样,它用两条腿走路,另两条腿半悬或蜷缩在腹下。吴大爷说,自从这只鸡成了村里的“明星”,他就不打算卖掉也不会食用,就放在自己院子里养着,“给大家带来一份乐趣也蛮好的。”
基因突变导致
公鸡为何长了四条腿?合肥野生动物园副园长江浩说,这种四条腿的鸡是发育畸形的产物,受精卵在发育过程中没有正常分裂或者受其他因素影响,是基因突变导致的。江浩表示,这种鸡是可以食用的,不会对人造成什么影响,就是视觉感官上可能不太舒服而已。多出的两条腿一般不具备功能,也不影响它的生存,不会遗传。但因为多出的两条腿缺乏运动,肌肉会逐渐萎缩。         
自2017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函广东、云南、江西、海南、福建五省,要求各地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有关“超生即辞退”规定后,目前这五省都已有反馈。
2018年1月21日,澎湃新闻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获悉,他们已先后收到福建、江西、海南、云南四省人大常委会的反馈,福建省已于去年11月作了修改,江西、海南、云南三省已将修改此规定正式列入今年立法计划。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也于今年1月18日公开表态“抓紧落地”。
2017年5月,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大学、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4位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审查建议,认为广东、云南、江西、海南、福建、辽宁、贵州等省份的地方立法中有关“超生即辞退”的规定违反了法律规定,为纠正和防止地方立法随意突破法律规定,建议对地方立法中增设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法定情形的规定予以审查。
根据审查程序,收到审查建议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函告了建议稿中提到的7省人大常委会,要求其说明情况。辽宁和贵州两地在收到函告后均表示将适时启动对计生条例的修改程序。
其余5省则提出与审查建议不同的意见:有的省提出,该省当前人口出生率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控制形势依然严峻,该规定对计生工作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条例出台多年,超生“双开”处理形成了一定社会共识,建议对此问题的研究处理,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作慎重考虑等。
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研究于2017年9月作出审查意见认为,广东、云南等五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有关企业对其超生职工给予开除或者解除聘用合同的规定,已与变化了的情况不再适应,需要进行调整。
2017年9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广东、云南等5省发出建议函,请他们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对相关条例适时作出修改。
同年11月24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关于修改<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其中对超生处分的条款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或者有其他违反计划生育行为,属国家工作人员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部门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属其他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组织给予纪律处分。”而此前则规定,违反条例规定生育或者有其他违反计划生育行为,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公职处分。
2018年1月18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介绍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等。针对“超生即辞退”修改进展,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如章表示:“既然国家已经提出要求,我们肯定要按照国家的要求来做,国家政策在我们广东肯定是要落地的,如果是要通过修改相关法规来落地的话,肯定会抓紧时间把这个项目落地。”
另据澎湃新闻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获悉,针对之前因存在问题被要求修改或废止的法规、司法解释,今年上半年法工委将开展“回头看”行动,督促制定机关及时纠正。
1965年6月21日,我出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一个普通家庭,一家五口人,父母、姐姐、我和弟弟,父亲在县里的土产公司上班,母亲是一名中学老师。
上幼儿园时,我的名字还是“杨立伟”,等到上了小学认了字,自己觉得“站立”的“立”哪有“胜利”的“利”有气势啊,于是自己改成了“杨利伟”。
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崇拜英雄、渴望胜利的年代。我们都是从小听着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这些英雄故事长大的。我特别渴望看书买书,但家里确实没钱,记得当时小人书几分钱一本,我就出去捡废品卖,一分钱一分钱慢慢攒,攒够几毛就买一套,逐渐积攒了很多小人书,全都是像《水浒传》《岳飞传》《铁道游击队》之类惩奸除恶、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
小伙伴们在一块儿,最常干的就是玩打仗游戏,有一次我还把一个同学的脑袋砸破了,那个同学叫二宝,看到二宝头破血流,我心里实在是万分愧疚,就把自己存钱罐里攒了很长时间存下来的不到十块钱交给了老师,请老师转给二宝当医药费。通过这事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当英雄不是好勇斗狠、蛮干硬拼,而是要把本事用在保护弱小、避免朋友受到伤害上。
后来有一次,小伙伴一起去河里游泳,同学小胖游到一半没力气了,一边扑腾一边往下沉。我已经游到岸边了,听到他喊“救命”,便赶忙回去拽他,俩人一边挣扎一边向岸边游,呛了很多水,终于游回了岸。从那以后,小伙伴们都叫我“杨哥”,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当英雄的感觉。
家乡绥中有个军用机场,有一年“八一”节,学校组织我们去机场看飞行,我吃惊地看着银色的飞机腾空而起,又从天而降,看见飞行员穿着飞行衣、戴着飞行帽,从飞机上下来,高大而神气,心里又崇拜又羡慕。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在机场旁边一站许久,看飞机、看飞行员跳伞,似乎就在那时,飞上蓝天的梦想逐渐在心里扎下了根。
1983年6月,我顺利通过招飞考试,成为保定航校1700多名飞行学员中的一员。报到后,航校要组织入校摸底考试,成绩不合格就会被退学。那段时间,我整天捧书苦读,把争强好胜的劲头全部用到了学习上,成绩逐渐名列前茅。
在军校的最初几个月,从精神到身体,整天都是紧绷着的。一开始不适应,但是过了这一段,这种严格的纪律观念就渗入到每天的言行举止,养成了一种习惯,让人感到遵守纪律规范成了很自然的事,这也影响到了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包括以后成了战斗机飞行员和航天员,虽然在某些方面要求更加严格,但我并没有感到有多大困难。
正是青年时期那些艰苦的训练、严格的纪律、身体和精神上的锻炼,培养了我、影响了我、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我。军人做事追求极致,强调执行力,要做到胆大心细、准确认真,尤其作为飞行员、航天员,任何细小的误差和失误,都有可能影响到任务的完成、威胁到生命的安全,军中无小事,往往细节决定成败、决定生死。
在军旅生活那些紧张、痛苦和单调之中,也有一种特别的阳刚与明亮的美感,尽管学习训练非常紧张、艰苦和严格,但并不排斥我们的爱好和个性,反而有助于培养我们在发展兴趣爱好上的毅力。
我在航校期间,喜欢上了唱歌、弹吉他,成了文艺骨干,后来到航天员大队,又成了航天员乐队的黑管乐手,还经常当晚会的节目主持人,这些都要感谢军校对我的培养。
前排右二为杨利伟。
1984年夏天,我和几十个同学被转到新疆的空军第八航校去学飞小飞机,也就是战斗机。八航校训练任务重、淘汰压力大,我们那一期近70名同学,到四年后毕业时,只飞出来十几个人。大家时刻面临压力,都希望第一批放单飞,避免停飞和淘汰。大部分课目,我都做到了第一批放单飞,但是在抗过载和高速翻滚两个课目上遇到了障碍,为了克服它,我在正常训练之外给自己“加餐”——左手捏右耳、右手捏左耳,原地打圈,锻炼前庭功能。
1985年,我顺利完成了初教6和歼教5单飞训练。随着飞行次数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娴熟,就有意尝试一些动作,玩一些花样。初教机一般只能飞到4、5千米,我和同学们有时故意在空中较量,看谁还能飞得再高一些。向上爬升中有时忘了时间,等意识到按正常飞行已经不能准时回到机场,而不能准时就算不合格,情急之下我们就驾机向下猛扎,在规定时间内返回。飞低空时,我们会故意飞得很低,有时从50米的低空快速掠过,巨大的轰鸣和强烈的气流,把地面的羊群惊得四散奔逃。
飞行员大多都有这样的顽皮故事,它是飞行快乐的一种释放,源自对自己和战机的熟知,也是在充分掌控的前提下,对危险的边界的体验与品味。
1987年夏天,我的军校生涯结束了。毕业离校前,我领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120多块钱。同学们每人都到街上买了一双皮鞋,骄傲地穿去逛街,街上的行人看着我们指指点点议论——要的就是这种“拉风”的效果啊!我们听见了,还尽量装作若无其事,但最后大家还是憋不住劲,一路笑着回了航校。
毕业后,我所在的中队被集体分到空军某师驻甘肃的一个飞行团。大伙儿坐着小火车来到一个县城,到了部队才发现这里比茫茫戈壁的新疆还要荒凉。在甘肃一年多之后,我又随部队转场到了陕西,飞“强5”轻型超音速强击机。
1992年,我遭遇了终生难忘的“空中停车”事故。那天,我驾驶飞机在吐鲁番作超低空飞行训练,突然,飞机发出巨大的响声,气缸温度骤然升高,发动机转速急剧下降,一个发动机几乎停转。
当时根本没时间想后果,只想着能不能把宝贵的飞机飞回去。我稳稳地握住操纵杆,慢慢地收油门,依靠剩下的一个可以工作的发动机把飞机一点点往上拉。由于动力不足,飞机飞得很慢,而且带有侧滑,操作起来十分艰难。500米、1000米、1500米……慢慢地,飞机升上来,终于越过天山山脉,向着机场飞去,稳稳降落在跑道上。
平稳落地之后,战友们跑过来接我,我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尽管当时很紧张,但我下来之后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第二天照常飞行训练。
1992年底,部队精简整编,我所在的空军师被整个裁掉,飞行员集体转到驻川航空兵某团。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有亲朋好友劝我转去民航工作,也能增加些收入。但我的理想是当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去开四平八稳的民航飞机实在不是我的愿望。当时我已经是飞行近千小时的二级战斗机飞行员了,而安全飞行1000小时以上就可以参评一级飞行员。
在爱人张玉梅的理解和支持下,1993年初,我来到驻川航空兵某团,由“强5”改飞“歼6”,用了两年多时间,终于飞完了歼击机的基础课目,掌握了全部技能。后来,我被提拔为中队长,又调到团里当了领航主任。到1996年为止,作为飞行员,我基本年年飞全勤,总共安全飞行1350小时,成为一级飞行员。
1995年9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选拔预备航天员。
我是在意外、兴奋和一无所知的茫然中得到参加航天员选拔的通知的,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我对当一名航天员意味着什么作了大致了解。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有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的心血付出,有千千万万无名英雄的默默奉献,到了90年代,中国航天员应时代的呼唤出现了。可以说,我们这一代飞行员,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将有机会去实现古老民族的飞天梦想。
1996年初,我们886名飞行员在青岛空军疗养院参加外围体检和初选。体检用了整整一个月,几乎动用了一切可能手段,对我们进行了从头到脚的逐项检查。许多身体条件和知识水平看似无可挑剔的飞行员,可能因为一个小问题就被刷掉了。
这一关下来,886人变成了90人,然后从90人中又筛选出60人,到北京接受复检。我提前3天就到了空军总医院接受检查,十来天的复检结束后,又淘汰了20人。
1996年8月,我们被送到航天员中心做特殊功能检查。检查中用到的很多设备仪器和方法,都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做起来感觉相当痛苦。
比如在离心机上飞速旋转,经受7倍于体重的超重,测试胸背向、头盆向的超重耐力;在压力试验舱,要模拟上升到5000米、10000米高空,检查耳气压功能、低压缺氧耐力和减压病的易感性;在旋转座椅和秋千上检查前庭功能;进行下体负压、立位耐力、心理功能等测试。这些检查内容,我们每名航天员至今也依然在经常训练,以保持身体的状态和各项机能。
检查结束后,预选航天员只剩下20人。
1996年12月,我们结束了全部测试,却没有宣布结果,只是要我们回部队等消息。
1997年,航天员中心专家组来到我所在部队,分别同我的战友和妻子进行谈话考核。
专家们问我的妻子(张玉梅):“如果杨利伟被选为航天员,今后的生活有所变动,你能习惯吗?”“当航天员有危险,你同意吗?”
玉梅的回答很干脆:“习惯!这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利伟当飞行员这么多年了,有危险不算什么事情,他看重自己的事业,无论他做啥,我都支持。”
就这样,1997年底,我们12名飞行员来到北京,和先前加入航天员队伍的2名“国际航天员”证书拥有者吴杰、李庆龙一同“隐居”起来,成了航天城里最神秘、最难以接近、最不自由的人。
其实,严格的管理既是对我们的保护,也是我们成为一名合格航天员的保证,这是因为,入队以后,我们要在5年时间学完航天医学、地理气象学、高等数学、自动控制等基础理论和体质训练、心理训练、航天环境耐力和适应性训练、航天专业技术训练、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救生与生存等8大类上百个训练科目。
1998年1月5日,中国航天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了。
那天,我们在国旗下庄严宣誓,并一一在国旗上庄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前排左三为杨利伟。
首批14名航天员里,有一大半人年龄比我小,学历比我高,有的还是双学士,我感到了很现实的压力。面对强手,我不服输的个性又一次爆发了,从第一门课开始,就特别用功,也深信只要一点点地积累,坚持不懈地努力,就能取得好的成绩。
为了完成飞船模拟器训练,我把能找到的舱内设备图和电路图都找来,贴在宿舍的墙上,随时默记,还专门花1万多块钱买了台摄像机,把模拟器各舱段内的每个角落,都拍了照片、录了录像,反复观看、随时练习——那时我的工资每月才2000多块钱。
训练课结束后,那些密密麻麻的图表和键钮都印在了脑海里,我对它们比对自己手上的纹路还熟悉,一闭上眼睛,座舱里所有的仪表、电门,都清清楚楚地出现在面前,随便说出一个设备名称,我马上就会想到它的颜色、位置和作用。航天员飞行手册,像一本厚厚的辞典,我基本都能背下来,我还把航天员的好多操作,编成了口诀和顺口溜,用一个字代表一个动作,朗朗上口、好记易学。
体质训练是我的强项。2001年我36岁,百米比赛跑了11秒97,创造了单位运动会的百米纪录。
第一名为杨利伟。
我的前庭功能、超重耐力等,也都是航天员中最好的。在航天员的全部学习训练课目结业总评中,我的综合成绩排名第一。
我至今也不觉得自己有过人的聪明,关键是用心和用功,而用功的关键在于讲究学习的方式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困难和挫折就像湍急河水里湿滑的石头,一不留神就可能让你滑倒,然而了解了这些困难、战胜了这些挫折,却又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让它们变成帮助你渡过河流的助力。
在一次次体能和心理的超负荷训练后,我慢慢摸索到一条规律:当一件事坚持到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接近成功了。
备战神舟五号任务期间,我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困难。那是2001年底,妻子玉梅得了严重的肾病,经常腰疼,却因为我训练紧张,而5岁的儿子又需要人照顾,一直拖了大半年没有去检查,直到出现尿血才慌忙去了301医院,当时就留院治疗,并做了穿刺手术。
玉梅术后第二天,我要去吉林进行飞行训练,这些训练都是一次性的,无法补课,走还是不走,我的心里充满痛苦和矛盾。
那晚,我在妻子病床前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称体重,竟然掉了一斤半。妻子看出了我的心思,故作轻松地动员我按计划去参加了这次训练。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玉梅每个月都有10天要在医院里度过,每次我都要提前开好转院单,把她送到医院办好手续,再赶回航天城继续自己的训练。
玉梅住院时,儿子没人照顾,大队特批我可以住在家里。每天照顾孩子入睡,10点后我开始自己的学习,第二天清晨把孩子送上学校的班车,再赶回去继续训练。
2003年“非典”肆虐,正是备战首飞任务的关键时期,我们完全封闭,与家人隔离,家里的一切大事小情都交给了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像对自己的家人一样,照顾好我的家庭,让我全身心投入训练。
那年正是世界航天界的多事之秋。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时爆炸解体,7名航天员遇难;5月4日,俄罗斯“联盟TMA1”飞船返回时落点偏差达400多公里,险些酿成恶果;8月22日,巴西运载火箭在发射场爆炸,星箭无存,21人丧生……
这些事故考验着我们承受风险、认识风险的能力,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危险时时存在,不能有哪怕一丝一毫的疏忽,所有的操作训练应该更加细致。那段时间,航天员中心为此召开的任务形势分析会,变成了全体航天员的请战会。
我们不是不珍惜生命,更不是无视风险,而是对自己的能力与技术充满自信。“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荣誉至高无上,责任重于泰山”,这正是我们军人的核心精神所在,甘于奉献和对理想信念的坚持,让我们勇敢面对一切艰险。
2003年5月中旬,我们开始进行任务前的关键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笔试、口试、实际操作和身体素质全面考评。
7月3日,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选评委员会评定结果揭晓:我们14名航天员全部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予以结业并同时获得三级航天员资格。中国航天员大队的训练淘汰率为零,这在世界航天界绝无仅有,按照美国和俄罗斯的经验,航天员在训练中的淘汰率一般为50%。
接下来,专家们在14名通过考核的航天员中,选出5名表现更为突出的进入下一阶段,又经过为期2个月的强化训练,选出3人进入首飞梯队,最后通过具体针对首飞任务的训练模拟,确定执行任务的1名航天员。
这种考核排位,是十分残酷的,在很多课目中,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分差也只有一两分甚至零点几分。
9月中旬,全体航天员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进行最后的训练和选拔。我和翟志刚、聂海胜3人首飞梯队进行了“人-船-箭-地”联合检查演练。
那年国庆节,航天员中心给我们首飞梯队3人放了3天假。这3天,我哪儿也没有去,就和父母、妻子和儿子待在家里,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在此之前,我已经有半年时间没回家了。执行任务前,能和家人团聚,感觉非常温暖,那是一名即将出征的军人,对亲人和家庭的依恋和珍惜。
10月12日,我和志刚、海胜就要告别亲人、战友,奔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了。之前的一天晚上,我特意回了趟家。平时,家里的电子闹钟都是我调,我就拿起闹钟对玉梅说,“我走了,你也不会调表,我教教你吧。”
说的似乎很随意,但我其实是想了很久才说出来的。玉梅一下就听出了我的意思,一把抢过闹钟,坚决地说:“不,我等你回来给我调!”
第二天清晨,整个航天城的老老少少,都来为我们送行,在那样热烈的欢送场面中,我和志刚、海胜平静地登车,离开了航天城。
10月14日下午,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会议,确定我为首飞航天员,翟志刚、聂海胜为备份航天员。按照要求,他们直到飞船升空的最后一秒,都会时刻做好准备。
当晚7点,时任航天员中心党委书记吴川生向我通报了执行首飞任务的消息。尽管心里热流涌动,但我还是尽量保持心理稳定,平静地对他说:“感谢祖国和人民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以一颗平常心去做好准备,完成首飞任务。”
10月15日凌晨2时,随行医生将我们唤醒,开始任务前的体检和各项测试。5时20分,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问天阁为我们壮行。他说:“一会儿,杨利伟就要作为我国第一个探索太空的勇士出征,就要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相信你一定会沉着冷静,坚毅果敢,圆满完成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我们等待着你胜利归来。”这些话,直到今天犹在耳边。
向首长们挥手道别后,走到门边,我忍不住又回过头来,这时,我忽然看到,胡锦涛同志的眼睛里似乎有泪光闪烁,我的心情一下变得很复杂:既感到震撼,又有些吃惊;既非常感动,又有一种不忍。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仍然会眼眶发热,激动不已。
每次载人飞行任务,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和人民为航天员出征壮行,我们总能感到全国人民的心和我们紧紧连在一起。我想,无论是谁,在那种情况下都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
神舟五号航天员出征仪式。
6时许,我和3名护送员登上50多米高的发射塔架飞船平台。6时15分,接到进舱命令后,我独自钻进船舱,按计划完成发射前各项准备。医学监视数据显示,直到9点钟火箭发射那一刻,我的心律始终保持在76下。
“10、9、8、7……”最后的点火倒计时声响起,在数到“4”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敬了一个军礼,寂静的耳机中传来热烈的掌声。9时整,火箭点火升空。我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得像一块铁。飞船逐渐加速,负荷逐步加大,但我感到那种压力远不像训练中那么大,全身的肌肉才渐渐放松下来。
就在火箭上升到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突然开始急剧抖动,与人体产生了共振,我的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几乎难以承受。共振持续了26秒后,终于慢慢减轻,我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和舒服,如释千钧重负,如同一次重生。后来才知道,这26秒不仅我感觉特别漫长,地面的科技人员也陷入了空前的紧张。经过科技人员共同努力,终于解决了这个共振问题,在以后的飞行任务中再没发生此类情况。
进入太空,享受着失重的快感,看到蔚蓝的地球,我不禁发自内心地为国家的科技发展感到自豪,为全人类的伟大感到骄傲。
我深深明白,自己不是一个人在飞行,而是代表所有中国人,甚至全人类来到了太空,就情不自禁地拿出太空笔,在工作日志背面写下了一句话:“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并把日志举到摄像头前,与全国人民一起分享激动的心情。
飞船飞行到第7圈,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展示在摄像头前,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向在太空中工作的同行们问好,向祖国人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问好,感谢全国人民的关怀。
杨利伟在太空展示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
第8圈,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专门安排我和家人进行了5分钟的天地通话,这也成为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
10月16日4时31分,我在飞船上接到了返航的命令。在完成了返回前的各项准备之后,6时许,飞船脱离原来的轨道,沿返回轨道向着陆场飞行。
6时04分,飞船飞至距地面100公里,逐步进入稠密大气层。这时,从未见过的惊险一幕出现了:
飞船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把舷窗外面烧得一片通红,在通红的窗外,飞船表面防烧蚀层剥落产生的红色白色碎片不停划过。而更令人害怕的是,飞船右侧的舷窗竟然开始出现裂纹。当时心里特别紧张,我想,这回看来是真的要光荣了。后来才知道,这个裂纹是舷窗外的防烧涂层,而不是玻璃窗本身。
6时23分,飞船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郎草原腹地,而这一时刻,正好是当天天安门升国旗的时刻,这真是一个无法设计的巧合。
飞船落地时,我的嘴唇被头戴式麦克风磕了一下,鲜血一下子流了下来。但我顾不得它了,为了这次飞行,命都可以不要,流点血又算得了什么?!
我向指挥部报告:“我是神舟五号,我已安全着陆。”几分钟后,着陆场搜救队员就来到返回舱旁边,帮我打开舱门。开舱门那个年轻士兵叫李涛,一看到他,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可见着亲人了!
神舟五号飞行结束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实现了。我也从一个与外界接触甚少的人,仿佛一下子变成了公众人物,甚至成了“名人”。但我深深知道,是祖国和人民选择了我,是千千万万科技人员托举着我飞上太空,而飞天正是我们每名航天员的职业和事业、初心和使命。
树高千尺唯有根深,江流万里不忘本源。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才能飞得更高更远。飞天归来,祖国和人民给了我崇高的荣誉,我也发誓要倍加珍惜这份光荣,争取创造更大辉煌。
2008年7月12日,我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中国航天员队伍里第一位将军。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我先后担任了中国航天员中心副主任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从一名士兵成长为一名将军,从一名担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成长为一名载人航天工程组织管理者,我庆幸自己赶上了祖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的好时代,才有了实现理想的机遇和平台。
杨利伟等应特区政府邀请访港。
每次参加国际会议和航天交流,国外航天界的同行总是盛赞中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惊叹于中国的成就。记得我们到美国参加会议时,曾经和阿姆斯特朗一同登月的美国宇航员奥尔德林,专门来到我们住的酒店拜访。80多岁的老先生激动地说:“没有中国人的太空是不完美的。祝贺你!祝贺中国!”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在初探太空之后并未止步,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天地往返到空间出舱,从交会对接到太空驻留,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稳步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神舟九号、神舟十号、神舟十一号、天宫二号等任务的顺利实施,中国载人航天迎来了空间站建设的新时代,中国人飞向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高更远更稳。
?我们全体航天员将同全国人民一道,埋头苦干,砥砺奋进,以拼搏和汗水,共同奋进新时代、再写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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