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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线城市购房政策微调 有城市正为去库存而焦虑

时间:2018-1-22 14:05:56  作者:  来源:  浏览:233  评论:0
内容摘要:2017年11月15日,江苏省南京市河西10家楼盘进行开售登记,吸引了大量购房者前往排队。楼市新微调2018年开年伊始,兰州、南京、合肥等二三线城市购房政策出现了局部的松动和微调,由此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舆论于是揣测,2018年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有可能“松绑”,楼市或有可能出现反弹。...
2017年11月15日,江苏省南京市河西10家楼盘进行开售登记,吸引了大量购房者前往排队。
楼市新微调
2018年开年伊始,兰州、南京、合肥等二三线城市购房政策出现了局部的松动和微调,由此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舆论于是揣测,2018年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有可能“松绑”,楼市或有可能出现反弹。
但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顾云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认为,“如今中央的意图是因域施策,分类调控,将权力下放,以中央统一部署为前提,各地采取相应措施。在楼市下行、市场特征多样的背景下,我认为该类政策的出台是在情理之中的。”
区域微调
2018年元旦刚过不久,兰州市房产局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强化房地产市场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规定,自1月8日起,购房者在购买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等地住房时不再要求提供社保和纳税证明,同时取消西固区、九州开发区、高坪偏远区域的住房限购政策。
在兰州市房地产新政刚公布不久,限购“松绑”的风潮蔓延至南京。
1月7日,南京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安居工作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意见》规定,由专业人才引进项目或政府有关部门评审确定的A、B、C三大类人才所购买的首套住房不受户籍限制;高层次人才住房公积金最多可贷120万元,部分项目可申领不少于300万元的购房补贴。
《南京市人才安居办法(试行)》规定,所谓的A类人才指国际国内顶尖人才;B类人才以省333工程第一层次培养对象为参照,为国内领军人才;C类人才以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为参照,为地方拔尖人才。
类似的“抢人才”大战同样在郑州、武汉、西安、长沙、天津等城市上演。以郑州为例,郑州市出台的《郑州市青年人才首次购房补贴发放及非郑户籍人才购房实施办法 (暂行)》规定,因“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引入郑州的国家级项目领军人才,将分别获得500万元和200万元奖励,以及不超过300平方米和200平方米的免租金住房一套。
同样,西安市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通知,规定2017年市本级大学生安居试点项目工程建设不少于1.2万套;高校无房教职工可申请周转房并支持鼓励高校利用自有土地建设公租房等。 
总体而言,以南京市为代表的租房、购房限制“松绑”具有明显特征:城市均为高层次人才的落户、首套住房购买提供政策支持,并愿意为此提供高额住房补贴。
除兰州、南京两类限购政策“松绑”外,合肥的类似举措也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
近日,合肥市国土资源局在对12345名群众咨询的回复中称,“商品房应由开发商自行定价,且2016年11月之前出让地块不限价。”该政策出台后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合肥市住房“限价放开”。
随后,合肥市物价局于1月6日在官网公布《我市新建商品住房明码标价备案政策》一文,针对“限价放开”一事进行回应。
同日,合肥市国土资源局也发布《关于我局对12345名群众咨询回复内容的说明》,援引2016年11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相关规定,市辖区和肥东县、肥西县、长丰县区域的居住用地竞得人办理住房销售明码标价备案价格不得高于区域内2016年10月31日前的同品质、同类型项目最高明码标价备案价格。以此证明,合肥市并没有“放开限价”。
“在1月8日晚上,我们的官方网站对政策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我认为应对还是比较积极的。我们并没有放松监管,而是加强了监管,这和兰州市独特的背景息息相关。”兰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副局长高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与财政有关?
“兰州该政策的出台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主要同兰州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兰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牛铮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当中,2015年中国各省的GDP排名中,甘肃省以近1.5万亿元人民币位列各省倒数第五名。
“在全国GDP发展从6.5%上涨为6.9%的背景下,兰州市为什么从8.3%降到6.3%?就是因为转型升级没有完成,兰州市仍然靠传统产业,靠旧有的模式在发展。”牛铮超说。
牛铮超认为,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点上,兰州市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居民收入受到了影响;再加上兰州市房价结构性不合理,核心区房价很高,周边地区房价较低,这种明显的价格差制约了兰州市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之上,出台限购松绑的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兰州市主城区和周边地区的明显价格差可通过数据予以证明。兰州市房产局给出的数据显示,兰州市核心区均价1万元/平方米左右,最高甚至有1.7万元/平方米的楼盘。但在周边区域,均价仅5千元/平方米左右,最高楼盘约为7千元/平方米,仅为核心区的一半左右。
兰州交通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义认为,通过实行同一、二线城市相区别的调控政策,有利于提高城市化率,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通过对限购“松绑”,能够有效减轻经济下行压力,提高地方财政收入。
许多观点认为这是通过实行限购“松绑”增加财政收入。有分析称,“松绑”政策出台有明显的去库存、补收入意图。通过取消部分区域限购和社保、纳税证明等方面的限制,而进行二手房限售,实质上是把公众对二手房的需求往一手房挤,消化一手房库存;与此同时,2017年兰州的财政收入下降,而地方债务快要到期,需要土地收入与房地产税收收入支撑。
兰州市财政局局长牛成喆反驳了有关“财政收入紧缺的说法”。他表示,兰州市2017年地区财政总收入66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3亿元,分别增长10%和11%,高于全国2017年全年财政收入增速8.2%的数值。
兰州市房产局副局长高佳对前述观点也进行了辩驳,他表示,在“松绑”政策出台之前,兰州市房产局并没有征求过市财政局的意见。调控政策的出台,仅仅是根据建设部和中央的要求,加强分类指导,因城施策,对原有政策进行优化和调整,提高房产局调控政策的精准性。
调控“组合拳”
在牛铮超看来,兰州市已经拥有了一套完善的房地产监管体系,通过一套组合拳,能够有效控制房地产市场向着有序的方向前进。
这套组合拳一共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招数是“解”,也就是在限购松绑的同时,针对部分地域进行限售,同时对取消限购的区域进行甄别,保证房价并不会因为“松绑”而出现明显的反弹。
第二个招数是“限”,也就是通过强化备案制度,限制一定区域的房地产价格。比如《通知》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备案时,应合理确定申报的销售价格,严格执行新建商品住房的明码标价、一套一标和“一价清”制度,实际销售价格不得高于备案价格。同时房产部门对拒不接受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备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停其网签备案资格。
所谓的“一套一标”,指的是商品房经营者应当对每套商品房进行明码标价。按照建筑面积或者套内建筑面积计价的,还应当标示建筑面积单价或者套内建筑面积单价。“一价清”,则是只通过一次价格,将所有的居住初始金额全部缴纳完毕,这意味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不得以各种名义,向购房者收取商品住房销售价格以外的费用,尤其不可趁机涨价。
“从去年4月份以来,作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我们对大量企业进行引导和监管,规范他们的销售行为。对于不执行价格监测,变相哄抬价格的,将视其具体情况,取消它的网签备案资格,限制其销售。我们支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反对囤积房源,变相抬高价格的行为。”高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第三个手段是“收”,意味着通过收紧对核心区的限购,有效避免房价剧烈波动,导致房价的混乱。
一套“组合拳”出台的目的,首要是促进区域房地产发展整体的平衡,通过对周边区域的限购进行适度松绑,能够在保证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同时,促进兰州市土地结构性平衡。
“这项政策出台的目的,除了解决城市居民首套刚需,解决城市功能疏解,支持改善型需求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控制房价上涨。”高佳表示,兰州市房产局工作的重点之一,是将房价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并遏制房价过快上涨。
兰州市房产局对此事的进一步解释是,兰州市的房产价格受到甘肃省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地产价格上行压力,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后,并不一定会导致房价下跌,仅是尽力将兰州市存在的房地产泡沫和水分进行挤压。
对于兰州市房产局而言,工作重心之一是控制兰州市核心区的房价,即使如此,周边区域的房产价格在销售旺季仍然保持了稳定的状态。
兰州市房产局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保持房地产价格稳定的手段,首先是从控制房屋面积入手,通过提供主打80到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屋,保证具有首套刚性需求的城市居民具备足够的购买能力。与此同时,通过控制土地供应,保证整体房产市场稳定。
经过调研,兰州市房产局在2018年计划实现商品房供应总面积400多万平方米,其中西固区、九州开发区、高坪偏远区域实现300多万平方米的商品房供应量,占总供应量70%以上。预计在大量价格适中、房屋建筑面积适中的住房投向市场后,房价能够有效得到遏制,兰州市房价上行压力能够进一步缓解。
“对于价格而言,并不是政府最为看重的第一要务,政府在调控的时候,更加看重楼市是否平稳。楼市肯定有波动,但是不能波动太大,及时调整调控的力度,使楼市保持相对平稳,这就意味着房价也会平稳。”顾云昌分析说。
因域施策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具有复杂性,有些城市房地产价格迅猛上涨,而有些城市正在为去库存而焦虑。2017年12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7年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房价环比下降,二三线城市房价环比略有上涨,有些城市已经实现了环比17连涨,有些城市房价已经处在下行通道。
在“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楼市差异中,顾云昌认为,若要进行不顾城市自身特性,“一刀切”式的将局部房地产政策同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一致,势必会造成政策“水土不服”。
“事实上,通过政策的出台,兰州市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因地施策和分类调控的政策环境,为了打击‘快进快出’以及跟风炒作的房地产炒作风潮。兰州市根据自身特点,将原有限购政策进行相关调整,在限售方面增加相应要求,从而建立起一个稳定、长期的房价预期。”高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兰州市的调控政策出台后,全国相继出现一系列基于分类调控思路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而这些调整楼市政策的城市,大多是二三线城市,这些城市一方面依然面临一定的去库存与城镇化压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城市竞争中留住高层次人才,因此对原有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微调。
“对一些落后的城市和落后的地区,落实差别化的调控政策,建立长效的调控机制,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刘义说。           
按照阳历,每年1月底2月初,各个省份尤为忙碌,因为,又到了省里的“两会时间”。
这是十九大后各省换届,春节过后不久,又要迎来全国两会换届。
政知见,注意到,也正是最近,迎来十九大后又一波人事密集调整,各地包括省人大、省政协、省高法、省高检,都有重要调整。除此之外,省里党委、政府班子变动更是引起政知君的注意。
就拿刚刚过去的一周来说,全国有近半数省份党政班子都有新情况。
至少15省份调整副部级
根据公开报道,上周(1月15日-21日),至少15个省份党委和政府班子调整副部级领导干部,包括北京、天津、重庆三个直辖市,广西和内蒙古两个自治区,东三省的辽宁和黑龙江,以及江西、湖南、安徽、河南、云南、山西、甘肃、海南等省。
这么多省份里,广西壮族自治区新进的副部级干部最多,有3位自治区副主席履新,分别是来自贵州的秦如培、来自安徽的方春明、来自国家发改委的费志荣。
有6个省份各新进了两名副部级干部——江西、重庆、天津、内蒙古、云南、海南。
还有湖南、安徽、北京、辽宁、河南、黑龙江、山西、甘肃等地,分别新进一名副部级干部。
政知君需要多说一句,以上涉及的领导干部,都是调任省委常委或者副省长职务,此前大家聚焦的省级政协主要领导跨省交流,不在统计之列。
30年的“本土工龄”
这么多名单,恐怕大家看得有些眼花缭乱了吧?
诚然,全国一盘棋,中央通盘考虑人事调整,涉及的范围和力度真不是一般的大,要说特点恐怕从不同角度都可以总结出许多来。
不过政知见分析发现,此次调整涉及的领导干部,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离开长期任职的地方,跨省履新。
在一地任职最长的当属履新云南副省长的王显刚,此前在重庆工作37年。值得注意的是,在重庆没有直辖之前,他在四川江津工作,后来江津成为重庆的县级市,现在撤市设区。
像王显刚这样在一个地方工作超过30年的,还有不少。
云南省副省长张国华,在江苏工作超过31年。
方春明任职广西以前,在安徽工作32年。
属于南方省份的江西省副省长秦义,之前任呼伦贝尔市委书记,他参加工作后一直在内蒙古,长达33年。
履新黑龙江省副省长的程志明,之前在河南工作34年。
河南新任副省长何金平之前在云南工作34年。
甘肃省副省长余建之前在四川工作34年。
秦如培在到达广西之前,一直在贵州工作。1983年开始工作的他,在家乡工作的时间长达35年。
同样35年没有离开家乡的还有莫恭明和刘星泰,在赴重庆担任市委常委之前,莫恭明以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的身份兼任玉林市委书记;在赴海南任副省长之前,刘星泰任日照市委书记。
另外两位在同一领域深耕35年的还有履新广西的费志荣,一直在中央部门工作。
即便那些在一地任职不到30年的领导干部,也属于长期扎根的类型。像吴桂英担任湖南副省长之前在北京工作28年;金湘军履新之前在广西工作长达20年;王赋到重庆之前在山西工作19年。
这么比起来,吴忠琼的“深耕”资历算是浅的了,她任江西省副省长前在辽宁工作8年。
跨省的副部
跨省任职早已是惯例,这种轨迹无非有两种情况:一是同级交流任职,二是提任。
同级调动的例子不少。
比如,履新广西自治区副主席的秦如培和方春明,之前分别担任贵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和安徽省副省长。履新重庆市委常委的王赋和莫恭明,之前分别是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玉林市委书记。陈绿平在担任辽宁省副省长之前,是重庆市副市长。何金平到河南前,是云南省副省长。王显刚到云南前是重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政知见发现,这些同级交流的官员中,有“连环调整”。像山西省委原常委、省委原秘书长王赋,调到重庆担任市委常委;而重庆市委原常委、市委原秘书长王显刚则调到云南担任副省长;云南省原副省长何金平,又调到河南担任副省长。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同岗平移”。这个词是政知君自己杜撰的,大致意思是换个地方担任差不多一样的职务。像秦如培,原来在贵州是省委常委、副省长,现在到了广西,一样是党委常委、政府副职。
三线城市主官的跨越
现在要说跨省的第二种轨迹——提任。
有的是从经济基础较好、综合实力较强的地区提任的。像此番履新湖南省副省长的吴桂英,此前是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要知道,朝阳可不是只有“朝阳群众”,身处朝阳区的政知君知道,这里不仅有CBD,聚集了大批跨国企业,还是重要的外事活动区,在北京的地位举足轻重。还有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的杨伟东,此前是江西省九江市委书记,九江在江西的经济排名长期名列前茅。
还有一同到内蒙古与杨伟东共事的张韶春,此前是安徽省发改委主任。在省级政府里,发改委、财政厅等部门地位和作用非同寻常,一方面需要有更强综合实力的人选来担当重任,另一方面,也因为有这样的历练,领导干部也有更大的发挥和发展空间。
政知见还注意到,这次一些并非“明星城市”出身的主官,也得到擢升。像四川省资阳市委原书记周喜安,广西自治区防城港市委原书记金湘军,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张国华,山东省日照市委原书记刘星泰。
在不少人眼里,资阳、日照等城市过去往往会归入“三线”甚至“四线城市”。不过,近些年来,有的城市良好的发展势头正逐渐改变人们固有的看法。知情人士告诉政知君,像日照,以前在山东经济排名属于“后进生”,但最近几年,发展越来越好,老百姓的获得感也越来越强。
上述提任的,除了省直部门外,在地方任职的大部分是市委书记。
不过程志明是个例外,他调任黑龙江之前,是河南省郑州市市长。由市长直接升任副省长,这个跨度,不算小。
调动的半径
政知君还发现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一是调动的半径。
有时候,跨省任职的调动半径不会太大,不过这些年来,越来越多大面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长距离履新。这一波调整尤为明显。
比如,吴忠琼、秦义就从北方的辽宁和内蒙古直接到南方的江西。刘星泰从山东一下子到了海南。张韶春和杨伟东分别从安徽、江西到了内蒙古。何金平则从云南到河南,金湘军从广西到天津。
二是跨领域任职。
这一波调整有两位来自银行系统的副部,分别是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殷勇,他原来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在金融领域工作过多年。履新天津市副市长的康义,之前是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金融领域出身的官员越来越多,政知君印象深刻的是现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到省里任职之前,他曾是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说起来跟康义还有短暂交集。长期在金融单位工作的蒋超良曾任两年湖北省副省长,在他即将离开之前,康义调任建行湖北分行副行长。
有意思的是,康义这次履新天津之前,天津刚调离一位金融领域出身的副市长——阎庆民,他曾在央行和银监会任职多年,到天津当了三年副市长以后,回京进了证监会担任副主席。
除了康义和殷勇,彭金辉也是典型的跨领域任职。他担任海南省副省长之前,是昆明理工大学校长。如果算上云南理工大学的前身昆明工学院,那么他从上学起就在这所学校,前后长达30多年时间,直到这次去海南任职。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三个月前,他刚刚当选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任何域外国家以任何方式干扰南海和平合作进程,都是自寻烦恼。
1月17日,美国海军“霍珀”号导弹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中方立即有力回应——中国军舰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美方煞有介事的挑衅之举,势所必然落得个灰溜溜结局。
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美方军舰的有关行为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对中方在有关海域开展正常公务活动的船只和人员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的势头背道而驰。
是非曲直,决定事物走向。美舰在南海时不时炫耀武力,拿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挑事,已经越来越掀不起波澜。和平稳定是南海地区各方的共同利益,任何破坏性力量、破坏性行动,都只能受人厌弃。
当前南海局势的发展,完全不是那些挑事者臆想的模样。去年5月,中国和东盟国家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并于去年8月得到东盟各国外长批准。去年11月在菲律宾举行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中国宣布与东盟国家启动“南海行为准则”案文磋商,受到东盟国家广泛欢迎。让南海成为造福地区各国人民的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这样的大义岂容违逆?任何兴风作浪之举最终都将被证明是徒劳的,任何域外国家以任何方式干扰南海和平合作进程,都是自寻烦恼。
在当前南海局势平稳的背景下,美舰不识时务的妄动让世界清楚看到,究竟是谁不愿看到南海保持稳定,究竟是谁成为推动南海“军事化”的最大因素。目前,中国已与菲律宾建立南海问题磋商机制,并积极探讨海上合作。今年,中国与东盟的海上合作有望进一步扩大,正如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去年10月所强调的,中国已经和东盟方面达成一致,双方海军2018年将举行首次联合海上演习。在这样一片和平、合作景象中,美国军舰跑来肆意横行、寻衅滋事,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意味。
美国利用南海问题给中国找麻烦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对此,中国的立场历来是明确的,行动历来是坚决的——中国维护本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意志坚定不移,同争端直接当事方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抉择也坚定不移。一年半前,南海形势一度看似风雨欲来,中国未曾有过半点退缩犹豫,今日更不可能动摇战略定力。如果有关方面一再在本地区无事生非、制造紧张,最终只会让中方得出这样的结论:为切实维护南海和平,中方在南海的相关能力建设确实有必要加强、加快。
中国在地区合作中发挥的作用一贯是积极正面的,受到地区国家高度认可。菲律宾方面明确表示,中国经济高速成长让东盟各国受益,菲律宾为目前的菲中关系“感到骄傲”,“我们要做的,是同中国通过友好途径建立信任,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这样的声音,在整个南海地区都具有广泛代表性。
美国如果期盼在东亚能有长期作为,那就不要一再跑来撞南墙!拿出真正的聪明智慧,以富有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地区事务,才有可能受到地区国家欢迎。只有懂得从共同利益出发,才能在利益公约数最大化的过程中获益。
韩国多地近日遭遇雾霾天气。首尔市长朴元淳21日亲自出面,公布包括无偿搭乘公共交通和车辆单双号运行的强力治霾措施。然而,这种做法遭到韩国一些政客和所谓专家的反对,理由竟是中国应该对此负责,首尔是在浪费税金。
韩国《事实》杂志21日报道称,随着韩国雾霾天气持续不散,不少韩国民众到青瓦台网站请愿,要求向中国提出抗议,主张韩国雾霾相当程度来自中国。首尔市针对雾霾天推出的治理措施在韩国内引发不小争议,批评的声音认为“主犯是中国,首尔市是在浪费税金”。韩国“环境运动联合”负责人张宰研21日在接受《韩国经济》采访时说,首尔市的治霾措施“效果不大”,属于“浪费”,韩国雾霾很多来自中国,韩国自己采取措施有什么用?京畿道知事南景弼在个人社交网站上发文称,首尔市民在雾霾天免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政策,每天费用高达50亿韩元(约合3000万元人民币),希望朴市长不要推行这种“无效政策”。
“雾霾天就指责中国?这或许是个错误”,《韩民族新闻》21日报道称,韩国国立环境科学研究院的研究结果显示,此次16日开始至今的雾霾天气,国内原因占据主要位置。由于此前韩媒和民众都习惯性将雾霾归咎于中国,因此这一最新结果引发不小的关注。该研究院的相关人士说,从16日开始的雾霾天,没有一天国外因素占据主流。韩国环境部相关人士也表示,关于中国雾霾对韩国的影响,现在既没有共同研究结果,也没有确切权威资料,因此无法直接指责中方。
目前韩国国内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平时韩国雾霾的30%至50%来自国外,高浓度时60%至80%来自国外。这一数值是朴槿惠执政时期的2016年6月政府《雾霾管理特别对策》中正式提出的,此后被韩国一些人当作“治霾无用论”的依据。21日,朴元淳在记者会上驳斥这种观点说,汽车尾气是首尔市雾霾的重要来源,如果实行汽车单双号行驶,首尔市的雾霾将减少19%以上。《韩民族新闻》称,中国政府2013年发布强力治霾措施,在过去5年已经大刀阔斧地进行相关治理。    
厦门航空班机。
临近春节,大量大陆台胞正准备返乡,台当局近日却拒绝批准行之有年的两岸春节加班机,大陆东方航空、厦门航空176班飞机恐无法成行,预计影响5万人次。此举遭到广大台胞和舆论痛批,大陆台商直斥台当局“丧心病狂”。而台湾陆委会1月20日却发表声明,称目前只是“暂不核准”,主要是为向大陆喊话,当务之急是尽快启动协商。
两岸春节加班机“卡关”,源自1月4日大陆启用M503北上及其衔接航线,台当局民航主管部门在“抗议”无效后,向已飞新航路的东航、厦航祭出所谓的“反制招数”。台当局近期大肆炒作M503航线议题,甚至牺牲台胞利益来漫天要价,充分暴露其昧于现实、罔顾人情的虚妄与伪善。
新航线可缓解航班压力
海峡西岸空域是大陆长三角往返珠三角地区以及港澳、东南亚等地区的空中交通要道,两岸空中直达航路也经过该地区。近年来,该区域航班快速增长,交通流量密度极高,延误日趋严重。北上航线不开通,严重影响东南亚和港澳地区经长三角北上。相关衔接线不启用,始终制约A470航线航班分流。
启用M503北上航线及相关衔接航线,将有效缓解现有航线流量压力,也有利于改善两岸航班运营,进一步便利两岸人员往来,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M503航线完全位于台湾海峡靠近大陆一侧,在上海飞行情报区内,设立和启用该航线属于大陆民航空域管理常规工作,是大陆的内部事务,不涉及台湾的航线和航点,完全不存在单方面开通的问题。
在2015年该航线启用前,基于两岸官方对“九二共识”的坚持和确认,大陆曾与台湾方面沟通,并表示以后开启M503北上航线及相关衔接航线时,会事先与台湾方面通气。事实上,在启用M503北上及相关衔接航线前,也向台方作了通报。台当局如今声称大陆违反双方2015年达成的“共识”,完全不符合事实。
民进党绑架台湾同胞利益
台湾《旺报》评论称,大陆M503航线早在陈水扁执政时就提出,目的是纾缓上海飞航情报区壅塞,也获国际民航组织认可。常去上海的台商最清楚,不管浦东或虹桥机场航班,迟滞率都很高。
台湾《联合晚报》称,从市场冲击来看,暂不允许核准厦门航空和东方航空的春节加班机,影响最大的是5万台商,迫于情势,台商只能经过香港、东京、胡志明市转机,大幅增加时间和经费成本,甚至可能就决定不回台。其次春节是高峰期,不允许陆航的加班机,也会减少大陆团客赴台。
台湾无党籍少数民族“立委”高金素梅痛批台当局无能,执政后冷冻两岸关系,致两岸协商中断。现在面临M503航路开通,只会祭出报复手段,受伤害的却是5万名台商。台当局无能,挑起两岸争议,然后绑架人民当人肉盾牌,执政者却躲在人肉盾牌后。绿色执政,竟尽做伤害人民的事。
回到“九二共识”才是正途
国民党前“立委”丁守中称,大陆M503及W121、W122、W123航路全在海峡中线以西,又是国际民航组织批准的航线,全在上海飞行情报区辖内。“他人岂容置喙?”
上海社科院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盛九元认为,只要回归“九二共识”,什么都好谈,如果台湾当局想用这种方式恢复两岸协商,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以民生福祉当作要挟工具,只会引起台湾民众反感。
《联合晚报》指出,蔡当局上台以来,所有“善意”都只停留在口头,但实际行动都是充满敌意,包括操作“宪改”议题、“公投法”下修门坎、强力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等。小动作也不胜枚举,如撤回微调“课纲”,拆卸抗日纪念碑文。民进党当局一直切割与大陆的历史文化根源,切断两岸血脉联系。蔡当局不从根源解套,寻求与对岸对话可能,反而升高对抗行动,“卡关”春节加班机。
《旺报》称,大陆开启M503北向及3条衔接航线,民进党执政当局恼羞成怒。台航管局竟要求基层,每飞一次向对方抗议一次,这是绿色幽默吗?如果这是台当局处理“危机”的态度,只能说不是缺乏远见,就是太无能。蔡当局想维护现状,就要处理好两岸关系基本性质问题,舍此别无它途。
1月20日—21日,农业生物技术科研工作者的朋友圈被微信公众号“莱肯生物”的一则报道——《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获得美国FDA的商业化许可》刷屏。21日,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华恢1号水稻研发团队成员和相关业内专家。
美国FDA:华恢1号水稻在美上市无需审批
“1月11日,我校张启发教授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食品安全中心食品添加剂安全办公室主管Dennis 
M.Keefe博士的邮件。”21日,华恢1号水稻研发团队成员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林拥军说。
“邮件告知,FDA认为华中农业大学已经就华恢1号水稻的食用及饲用安全得出结论,即相较于源自商业化稻米的人类食品和动物饲料,来源于华恢1号稻米的人类食品和动物饲料在营养成分、安全性和其他相关参数上与其无实质性差异。因此,华恢1号稻米上市前无需经FDA的审查和批准。”林拥军说。
据了解,本次审查的行政案卷已以文件形式存档,并保存于FDA食品安全和应用营养中心的食品添加剂安全办公室。
“这说明FDA认可我国检测机构对华恢1号水稻进行的食用饲用安全评价以及营养评价的实验方法和数据,相信华恢1号的食用和饲用安全性。”林拥军说。
华农团队:历时5年方获美国FDA许可
华恢1号水稻由华中农业大学培育成功并于2009年获得中国农业部颁发的安全证书,2014年证书到期后续申请获批。
业内人士透露,中国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次序被置于玉米和大豆之后,并没有列入“十三五”期间转基因产业化作物名单,华中农业大学转基因水稻研发团队随之将目光投向了对生物技术产品态度更加开放的美国。
“我们2013年向FDA正式提交申请,到最终获得商业化许可,经历了5年的时间。”林拥军说。
研发团队成员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陈浩说,整个申请流程非常复杂,此后,FDA于2016年6月13日正式收到了来自华中农业大学的安全应用申请,团队在后续又提交了来自美国环保署(EPA)的信件和一些其他补充文件后最终顺利获得使用许可。
业内专家:美国转基因商业化成熟一个推广一个
“如此,一旦华恢1号水稻及其衍生组合产业化,其大米以及米粉、粉条等加工产品,就可以像青岛啤酒出口到美国一样简单。”曾任中国水稻所生物工程系第一任系主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水稻生物工程项目首任首席科学家王大元说。
“同时,这一事件也表明我国转基因安全评估严格全面,能顺利获得EPA的使用许可和FDA的食用安全认可。”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韬说。
自1996年以来,经FDA咨询后获得食品安全认证的转基因安全食品的案件已有156个。姜韬介绍,美国转基因安全评估采用科学原则,口粮转基因也无需特殊前提或条件,而是按照科学原则和市场规律,成熟一个推广一个。
“这种美国让吃、我国还没让种的滞后局面希望能够改变。”姜韬说,相信我国会积极应对国际转基因产业化稳步发展的形势,不断创新监管和推广机制,以“十三五”的转基因产业化为主体目标,加快实施自主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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